“富跑跑”基本解释
富跑跑，继2003年前后出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很快。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有人认为“预计2010年中国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至少翻一倍。”人们称这次的富人移民为“富跑跑”。
详细解释
现状
愈来愈多的富人移民国外，中国财富外流增长趋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分析人士指出，遏制财富迁移行为，是国家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权力与责任所在;但重点不是采取什么行政手段，而是要规范经济管理制度，提高国际规则的应用能力。
近年来中国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2010年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2009年是移民市场非常火爆的一年。除了那些被公布最新国籍的明星大腕们，还有更多生活富足的人也加入了移民大潮。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散去，西方经济尚未走出低谷，或许正是经济格局的差异造就了中国移民市场的繁荣。在2010年，经济学家预测世界经济环境的大格局不会有重大改变。所以，2010年依然是实现移民的蓬勃时期。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简称PR)或国籍。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 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
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中国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据称，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元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元人民币)。
据中介机构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此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而一些小国对中国富人的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
但中介机构一般不推荐移民欧洲国家，原因在于欧洲并不鼓励移民，手续复杂，而且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也特别高，移民成功率不高。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据称，申请投资移民加拿大的门槛很高，不仅需要大量资产，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据称，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
出现原因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是目前发财致富机会最多的地方，全球的冒险家争先恐后到中国淘金，全球热钱的首选目标亦是中国。当其他国家人士以进入中国为荣，中国富人却举家外迁，这多少令人费解。
中国富人们为何热衷于移民海外呢?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寻求安全感是所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两条重要理由。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新移民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海外留学，毕业后留在海外工作的留学型中国移民，中国技术移民的年龄已在30~40岁，在海外职场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正是基于上述情形，一些中国富人为了子女的未来，往往会办理全家人投资移民，将子女送往海外读书，也为子女将来在海外就业铺平道路。
例如，申请美国EB-5签证的投资金额只要50万美元，相对来说不算太高。曾有人算过账，与其送子女去美国留学，还不如选择移民，移民得到的好处更多，中小学免费，比留学生更易上美国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并能很容易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
除了子女教育，让中国富人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富人“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中国富人找不到安全感。 在2003年前后，国内曾经出现了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于是出现了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海外的热潮。 而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黄光裕在内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2004年国内开始“国进民退”政策，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制造业遭受重创，而民营企业又首当其冲。一些民营企业从制造业中撤出，又无法进入国家垄断领域。于是，一些从事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国内大量购买高端物业。
分析人士认为，企业界人士购买别墅物业很少是单纯的自住，但也很少是投机性的炒房行为。对于这些富裕阶层来说，面对通货膨胀预期，买一套稀缺型物业保值增值，这几乎已经是所有豪宅购买者的共同心态。 多数富人都知道，经过这轮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将再上一个台阶，城市水平也将再上一个台阶，那就会将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拉到一个新台阶，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不少富人提前将资金投入占有城市稀缺资源的豪宅。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调控政策出台后，房地产调控措施正逐步向税收改革方向迈进。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政策风险依然存在，地产调控的效果还要经历长期的释放过程，因此目前政策底部尚未到来。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房地产调控随时到来，包括豪宅在内的高端物业将首当其冲。因此，民营企业家购买别墅物业也不保险，所以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出走海外。
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也不利，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像中的好。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海外的一个理由。
事实上，在中国富人圈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中国富人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还有很核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复苏，财富效应导致海外投资移民升温。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海外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另一方面，汇率下调投资移民费用降低。随着美元的贬值，现在中国人只要花300多万元人民币即可全家拥有美国移民身份，足足省却了近100万元人民币的移民成本。
应对措施
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为5.5万名，其中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 140位百亿富豪;照此保守估计，这些人财富换算成美元，极可能接近于国家外汇储备总额。这里还不包括87.5万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有量。
在每年国家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中国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映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中国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因此，当愈来愈多的富人移民国外，中国财富外流增长趋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事实上，财富迁移是财富拥有者的自由，但由于转移财富者留下的是人民币，带走的是美元、欧元等国际流通货币，这种财富转移达到一定程度，中国用资源、廉价劳力和环境消耗代价积累的国际购买力储备，将被一步步化为乌有。
也就是说，对于人口高峰将达到15~16亿的中国来说，或许在资源枯竭之后，因原料缺乏、人民赤贫而步入经济空心化的结局。
分析人士指出，遏制财富迁移行为，是国家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权力与责任所在;但重点不是采取什么行政手段，而是要规范经济管理制度，提高国际规则的应用能力。在呼吁企业主继承和发扬义利相融、实业兴国精神的同时，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控制：
内外兼治，打消“原罪”者回避法律制裁的投机心理。《宪法》已规定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国家责任，对内坚守这一点。重点是在国际上加强打击经济犯罪的双边合作，禁止公民向非协议签署国家和地区转移财富，并对移民出境的公民财产来源进行审计验资后放行。特别是对官员及其亲属的国内与海外资产情况，强制性进行年度申报，并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核查，对蓄意规避法律责任者加重处罚。
内外均衡，打消曲线套利的商业投机心理。要修正内外商投资的税费差别，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防止变相偷漏税的投机移民行为;抓紧制定和实施遗产税征收办法，并对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转移课征财富转移税、赠予税，堵死逃税通道。此外，坚决打击假借贸易之名的套汇、避税及财富转移行为。
标本兼治，增强对国际势力掏空中国的抵御能力。坚决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同等制定产业贸易与投资限制与壁垒;为对外资源、能源、金融等战略投资清除障碍。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与调控手段，争取国际资源产品的定价权份。以现有外储及产能为依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用工制度，促进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加大反腐力度，建设法制经济，加大产业升级力度，做强对资源、资本产业的控制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失不可避免。因此，中国在面对人才外流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例如，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内地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中国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中国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2010年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中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