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人”基本解释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原始印欧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可以认为在东欧、南俄、西亚和中亚这些区域之间。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欧人为何，至今也无定论，因为当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印欧部落姗姗进入历史舞台之时，在三大洲交接处早已兴盛多时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达罗毗图人等。安纳托里亚地区赫梯人的重新发现将印欧人的历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显太晚;直至近世对丝绸之路上重新发现的吐火罗语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学者们才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语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欧人。
吐火罗人是最初在塔里木盆地讲吐火罗语的游牧民族，原始印欧人的地处最东的一支民族。吐火罗人这个叫法是希腊人的他族命名，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把帕米尔以西的人称作吐火罗(Τόχαροι)，因为突厥语里吐火罗人所说的语言叫做twgry，即吐火罗语。根据美国爱达荷大学吐火罗语学者童格喇斯·亚当斯教授(Douglas Adams)的研究，吐火罗人可能自称akni，在吐火罗语里是“边境者(borderer, marcher)”的意思。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未知语支，从左到右横着用印度婆罗米文书写。吐火罗人就是月氏，与南下建立贵霜王国的贵霜月氏同属月氏部落，月氏是汉人的叫法。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落以后，塞种人开始入侵巴克特里亚，接着月氏的贵霜月氏人(即大月氏)在张骞到达前征服巴克特里亚。按西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的描述，
在西元前2世纪“吐火罗人……占领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月氏人的统治下，因为月氏在西方被称为吐火罗人，所以巴克特里亚被西方称为吐火罗斯坦。西元3世纪以后吐火罗斯坦被萨珊王国的波斯人占领。因为巴克特里亚在被希腊入侵前就以地名“大夏(Amu Darya伊朗语音译，上古音dalgra)”的名称出现在汉字文献中，张骞达到月氏人的吐火罗斯坦后仍把当地称为大夏。西元8世纪塔里木的吐火罗人最后被维吾尔内的突厥人在公元8世纪同化。
塔里木木乃伊与吐火罗人
自西元1980年起，塔里木盆地发现了21具蒙古利亚人种和8具高加索人种的木乃伊。8具大约3千年八百年至1千年八百多年历史的女性木乃伊可能就是吐火罗人，不过其文化更像是凯尔特人。所以也有可能吐火罗人来自凯尔特人。西元800年的吐火罗语记录和壁画也在同一地理区域被发现。塔里木木乃伊与吐火罗壁画里的人物都是白皮肤、浅色眼睛和头发的人。但是壁画和塔里木木乃伊并未证实有直接关联，并且木乃伊的年代几世纪后吐火罗语才开始出现。另外，越早的高加索人种木乃伊与南西伯利亚的木乃伊越像。2007年美国国家地理栏目的基因学家和人类学家斯潘塞·威尔斯(Spencer Wells)检查了塔里木木乃伊的DNA，结果表明塔里木盆地是欧洲人、中亚人和印度人等许多人种的聚居地，并非只有一个人种。直到西元842年以后，维吾尔人才进入塔里木盆地，并同化了吐火罗人。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民族之一，传统领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疆界以北是天山，以南是昆仑山，疆界以东是戈壁滩，以西是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汉字记录里描述的吐火罗人是大胡子、深眼窝和高鼻梁的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西亚起源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会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
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就吐火罗人起源问题，国际学术界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激烈讨论。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研究者对吐火罗人的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近东起源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 (W.B.Henning)1978年提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亨宁推测古提人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巴比伦，长途跋涉，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 Ivanov)深受启发，将印欧人的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同时，西元前2000年住在巴克特里亚的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梵语与吐火罗语都出现了非印欧语的借词。语言学家均认为这些借词应该很早独立的分别进入梵语和吐火罗语中了，因为印度雅利安人和吐火罗人并没有交流。这就说明那个时候吐火罗人还在中亚，没有进入塔里木盆地。
第二、西域本土起源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1990年提出，认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
第三、南西伯利亚起源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Mallory)博士1989年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比较语言学研究，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却是考古学证据。80年代初，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玛尔(K.Yettmar)全面分析了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之间中亚考古文化与西域民族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史前遗迹的发掘会很有希望。专家应该仔细研究作为中亚一部分的这里的同时代文明，向远东传播的路线应该经过这里。”
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吐火罗人起源的研究，并在考古、语言和人类学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古发现已经确认，早在公元前2000年初，印欧人在新疆的分布已达天山东部的奇台，乃至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孔雀河流域。研究者相信，这些年代最早的、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就是吐火罗人祖先的文化。吐火罗人究竟什么时候迁入新疆的?吐火罗文化又是新疆境内哪一类考古文化?为此，我们初步分析了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间在新疆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终于发现解读吐火罗人起源的关键是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这个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其中一支向东迁徙到阿尔泰山南麓，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形成克尔木齐文化;从后者分化的一支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而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产物。本文拟分四节介绍我们的发现与研究，以期推动西域考古研究的深入。
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
尽管学术界对印欧人的起源地尚存争议，但是更多的证据支持德国学者金布塔斯 (M.Gimbutas)20世纪50年代提出，70-80年代完善的Kurgan(石冢墓)理论。她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草原金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石冢墓文化，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印欧人考古文化，亦称“竖穴墓文化”。根据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一般称“颜那亚文化”(YamnayaCulture)，时代约在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
颜那亚文化有许多地方类型，例如：黑海北岸的古墩类型、伏尔加河上游的赫瓦邻斯克类型、第涅伯河流域的第涅伯·顿涅茨克类型以及里海北岸的萨摩拉类型等。 古墩类型的年代最早，颜那亚文化是在这个类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古墩类型、赫瓦邻斯克类型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使用尖底陶器，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使用平底陶器，萨摩拉类型和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文化则兼有平底和尖底两种陶器，生动地反映了印欧人最初的分化和迁徙。
阿凡纳谢沃文化主要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至阿尔泰山北麓，时代比颜那亚文化晚二三百年。以前对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冶金技术估计偏低，似乎只有零星的小件铜器。
据俄国冶金史专家车尔尼克(E.N.Chernykh)研究，阿凡纳谢沃时代至少还有一种大型铜斧，后来兴起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中仍使用这种铜斧。
公元前1800年左右，阿凡纳谢沃文化被来自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的奥库涅夫文化取代。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是目前所知阿尔泰语系民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公元前16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兴起，重新恢复了印欧人部落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认的一种青铜时代早期文化。1972—1974年，苏联考古学家基宁(V.F.Gening)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附近辛塔什塔河畔首次发现该文化而定名为“辛塔什塔文化”，后与文化内涵相同的彼德罗夫卡文化并称“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分布地域主要在俄罗斯南乌拉尔山东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以南，托博勒河与伊辛河之间草原地带，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150—200公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没有提到这个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把它当作公元前8世纪西西伯利亚分布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其实，这个文化的历史相当悠久，欧美各实验室测定的碳14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俄国考古学家马松(V.M.Masson)认为这个年代偏早，他根据陶器和铜器类型将其谨慎地定在公元前1800年—前1700年之间。尽管碳14数据有一定偏差，但是这项技术如今已相当成熟，不会偏差那么远。所以马松的建议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为形成期，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在乌拉尔山以西颜那亚文化强烈影响下，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有防御措施的椭圆形居址首次出现，独特的葬仪初步形成，铜矿冶炼进一步发展，经济形态是牧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中期为该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亦称辛塔什塔期。出现多处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居址，布局严谨，有完善的供水和排水设施，采用多重防御墙。大型墓地以辛塔什塔墓地为代表，墓葬排列有序。大型墓葬位于石冢中部，通常是两座竖穴并排，地表有大型土木和日晒土坯混合构筑的地面建筑。墓葬分为多层，殉牲习俗盛行，往往随葬家马和马车。一些墓室顶部发现火烧痕迹，说明死者下葬时举行过某种点火仪式。原始国家初步形成，出现第一次向西扩张浪潮，势力可达伏尔加河流域。晚期为衰落期，辛塔什塔东部以彼德罗夫卡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西侵，构成该文化的彼德罗夫卡期。城址防御功能衰退，原有宗教意义减弱。埋葬礼仪变得简单，石冢下通常只有一座墓葬，复杂的地面建筑消失，殉牲数量减少，殉马习俗不复流行。铜矿开采和青铜工具制造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而且长途贩运到欧亚草原许多地方。公元前1600年，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被新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取代。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对中亚文明的重大贡献是：首次将马车引进中亚草原。正式发掘的殉葬马车墓已达14座，一般置于竖穴木椁内，两轮放在预先挖好的墓底沟槽中。即便按照马松断定的年代(1800-1700 BC)，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马车仍不失为中亚乃至东亚最早的双轮马车，为研究中亚战车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用土坯构筑城墙和居址，流行圆形城垣。这种圆城在安纳托里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高加索亦均有发现，而新塔什塔的葬俗、铜器和陶器和上述城址及遗物也有相似之处，或说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圆形城垣和塔里木盆地早期城市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如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孔雀河流域的营盘古城等，向东最远一直分布到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中亚原始城市的发现相当重要，将为我们研究西域城邦诸国的起源带来重要启示。
克尔木齐文化与吐火罗人南下楼兰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1963年在阿勒泰市附近克尔木齐首次发现该文化墓地而得名。在最初的报道中以为是突厥墓地，1981年始有较为全面的报道。从清理发掘的全部32座墓葬看，这个墓地沿用时间较长，从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一直沿用到突厥时代。研究者对克尔木齐文化的定义相当混乱，有阿凡纳谢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和铁器时代文化等不同建议。本文所谓“克尔木齐文化”仅指这个墓地的青铜时代遗物以及天山东部地区同类文化遗存。
克尔木齐文化的墓葬结构和阿凡纳谢沃文化类似，用石板构筑方形坟院，坟院内建多座石棺墓(多达6座)，墓上建石冢;既有单人葬，亦有乱骨丛葬。另一方面，克尔木齐文化还表现出强烈的自身特点，如在坟院外立墓地石人，随葬石俑、石制容器，陶器类型和纹饰也与阿凡纳谢沃文化明显有别。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克尔木齐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单独文化，它和阿凡纳谢沃文化处于同一时代，但不属于同一文化。从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将看到，克尔木齐文化向南一直分布到天山东部的奇台。其中一支后来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
克尔木齐的器物群可分两类：一类以尖底或圜底陶器为代表，另一类以平底陶器为代表。分述于下：
第一、尖底陶器为代表的遗物，包括克尔木齐M3的双联圜底石罐和圜底石罐、M16的尖底罐、M24的陶豆、M17：2的圜底石罐、青铜刀和铸造这类铜刀或铜铲的石范。克尔木齐的尖底陶器又分阿凡纳谢沃式和克尔木齐式两类，阿凡纳谢沃式陶器有M16的尖底罐、M24的陶豆;克尔木齐式陶器也有尖底罐，但纹饰不见于阿凡纳谢沃陶器，如M16的另一件尖底罐和奇台发现的尖底罐。M17的两件石范相当重要，一件用来铸造铜刀，类型和M16出土的铜刀完全相同，必属同一时代;另一件是铸造铜铲的合范，在塔城附近安德罗诺沃古墓中发现过这类铜铲。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新疆和南西伯利亚后，吸收了当地许多文化因素。从M17出土石范看，这种安德罗诺沃铜铲实际上源于克尔木齐文化。据车尔尼克研究，欧亚大陆的冶金术可分7个区和三个发展时期，萨彦—阿尔泰地区属于第7区，冶金术起步较晚，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的第二阶段才出现冶金业。公元前 3000年末—前2000年初，环里海—黑海地区的冶金术走向衰退，在欧亚草原西部被洞室墓文化取代。中亚冶金术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开始利用草原东部萨彦—阿尔泰的原生矿。在西亚的影响下，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变化，采用封闭式合范。M17的石范即属于这种封闭式合范。
第二、平底陶器为代表的遗物，如克尔木齐M7和M16的平底罐、M16的平底牛头把石杯、M7的石簇和M21的小石俑等。这个系统的器物既不见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亦不见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应该是克尔木齐文化特有之物。
西域古族--大月氏
大月氏，这个民族在《史记》、《汉书》中没有专门立传。但《史记》的《乌孙传》、《大宛传》、《张骞传》等传中保存了月氏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月氏为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月氏西迁后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但我国史籍习惯上称之为月氏。
据文献记载，月氏族在商代就居于我国西北。我国的先秦文献提到过一些与月氏名称相近的居于西方的部落，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过“禺支”，《穆天子传》卷中提到过“禺知”。《管子·国蓄篇》称“玉起于禺氏”;《管子·轻重甲篇》则有“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的记载。许多学者相信，这些名称都是后来大月氏的不同译名。《史记·大宛传》说月氏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属于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胡，旧时居于张掖、酒泉之地。
西汉初年中原有关月氏消息得之于匈奴降人和来自匈奴的使臣。武帝以后，有关这个民族的准确消息主要来自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的报告。张骞所提到的月氏故地敦煌、祁连均非汉语。敦煌应当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吐火罗”(Tokhar)的音译，指今祁连山一带。月氏西迁前应居于祁连山与天山之间，即今甘肃西部至新疆东部一带。
大月氏究竟是什么民族，史无明文。世界各国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月氏部落的来历。月氏人西迁建立贵霜王朝以后被称为吐火罗人(Tokhar)。上个世纪末在新疆南部的焉耆和库车发现了一种以印度婆罗迷字拼写的不知名的语言。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发现这种语言不属于印欧语中的印度一伊朗语，而属于印欧语西支，操这种语言的人自己称之为吐火罗语。有些语言学家根据这一点，设想这种语言就是月氏人及其近亲部落的语言。
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巴比伦史料记载中，提到过一个民族称为Guti，其主格形式为Gutium，他们从波斯西部的山区袭击巴比伦。在汉谟拉比铭文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四邻的民族，其中有两个，一个称为Gutium，另一个称为Tukris。德国学者亨宁认为，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向东迁移，在我国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其中Guti人在河西，发展成月氏部落，而Tukri人则占据了今新疆南部的库车和焉耆，他们后来被称为吐火罗人。
汉初以前大月氏在河西地区的居地“祁连”这个名称，古人有明确解释。匈奴把天叫做祁连。“祁连”这个词就是后来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中的tengri(天)的音译，由此可推测月氏可能与这两个民族，尤其是操突厥语的民族有关。
语言学的研究为了解上古时代中亚草原民族迁移史提供了新途径，但单纯依靠语言学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揭开谜底。本世纪初以来，体质人类学家一直在对甘肃与新疆东部地区汉初以前古代墓葬中发现的人类骸骨进行分析，他们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本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步达生曾详细研究过安特生收集的史前时代甘肃沙井、寺洼、辛店、马厂诸文化和仰韶文化男女人类遗骸共84具，得出结论：甘肃史前居民具有典型的东方人种特征，其体质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性，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史前居民与现代华北人更为接近。甘肃史前居民的头骨与西康人也较为接近，处于现代华北人与西藏人之间。50年代，中国学者对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的两具男性头骨作了研究，认为它们是蒙古人种型，与近代华北人和其他同地区新石器晚期居民的头骨也较接近。近年来在甘肃河西地区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到了早期铜器时代的墓葬，甘肃省博物馆在发掘中采集了100余具人骨，经研究认为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没有混杂高加索人种的材料。他们很可能代表了古代羌族，而不是月氏和乌孙。
总之，迄今为止从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前的古墓中出土的人骨，都毫无例外地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类型，没有发现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在组成秦汉以前这一地区居民成分中起过作用。这个结论与西方语言学家关于月氏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的观点是矛盾的。
月氏是第一个见诸于我国古代史乘，由我国向西迁出，建国于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月氏居于河西时与匈奴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头曼单于约在公元前209年左右，把其子冒顿送至月氏为质，不久进攻月氏。结果冒顿盗取月氏善马逃回匈奴。
月氏曾十分强大，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冒顿即位为单于后，于公元前174年前后(汉文帝初年)，派右贤王领兵西征，击败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骨制成饮器。月氏战败后，种类分散，其大部被迫逃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打败了原居于当地的塞种人，迫使“塞王远遁”，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月氏人的臣仆。“塞”字在古代韵书中列为入声，在中古时代以前的汉语中发音为“Sek”，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塞人应当就是西方史籍所记载的“Saka”。月氏人大部西迁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
留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有一部分逃入祁连山，与当地的羌族杂处，后来被称为“小月氏”。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获取河西地，开通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小月氏归附汉朝，移居于张掖一带，号为“义从胡”。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很久，直至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还见于史册。
月氏虽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立国，但其地距匈奴西部仍很近。大月氏在河西时曾与乌孙为邻。公元前174～公元前161年间，匈奴老王单于协助乌孙西击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无法在这里立足，只得循塞人足迹再度西迁，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至妫水，即阿姆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界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最终定居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