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基本解释
八旗制度 - 简介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旗，满语为gusa(汉译固山)。满洲人运用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徵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
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大清。
建立过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皇帝直接控制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顺治前)或正白旗(顺治时期及后期)，间接控制其他五旗)，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组织中蒙古旗与汉军旗的建立比满洲旗稍晚。清太宗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时，已有蒙古二旗的记载，称为左右二营。八年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九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编审，正式编为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
特点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实际上，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满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而到后来披甲的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清太祖、太宗时期，八旗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入关前满洲八旗共309个佐领，又半分佐领18个;蒙古佐领117个，又半分佐领5个;汉军佐领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八旗满、蒙、汉佐领共583个，又半分佐领28个。清统治全国之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需要，以及平定各地的反清斗争，满洲八旗发展迅速。康熙时满洲佐领达到669个，嘉庆时增加到681个。此后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蒙古佐领顺治时增加11个，康熙时又增加76个，雍正二年(1724)定制为204个。八旗制度建立时有蒙古人编在满洲八旗内，直到清末亦有蒙古佐领35个，又半分佐领2个，编在满洲八旗下。顺治十五年有汉军佐领206个，又半分佐领3个。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至258个，又半分佐领1个。雍正十二年定制为270个。此后，因八旗生计愈来愈困难，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乾隆五十五年(1790)汉军佐领减少到266个。此后终清不改。八旗官兵的额数，清末光绪、宣统时，实存职官约6680人，兵丁12万人。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并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天命、天聪时期定王公爵止于贝勒，崇德元年始走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顺治十年(1653)增奉恩将军为十等。亦有异姓封王、公、侯、伯、子、男的，但汉人甚少。清代世职，太宗时与官名本多相同，顺治四年成为荣誉称号。乾隆元年定民爵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为男爵，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壮丁原则上三年编审一次，分正户、另户、另记档案及旗下家人等。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兴衰历程
八旗制度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基础上，入关前没有兵饷规定。天聪四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当时，兴京(今辽宁新宾)内城居宗室勋戚，外城居宿卫亲兵万余。此外远近十余万户，散处辽河东西，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征调时所发行粮也很有限 。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饷的主要形式是坐粮，包括钱、粮两部分，从征时发给部分行粮。八旗兵丁按其兵种可分为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步兵、炮甲、养育兵、匠役等，其兵饷的数量亦有所差别，且时有增损。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的生活，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见圈地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八旗兵丁的份地为五晌(一晌约六亩)，终清没有大的变化。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初规定旗民不交产，几经反复，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最后取消禁令。
清统治全国以后，由于八旗制度的严重束缚，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八旗生计问题主要是北京正身旗人的生活问题。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从而引起清统治集团的严重关注。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即罄尽无余，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雍正二年始设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予钱米。光绪时养育兵共计27408人，清末达到29407人。乾隆时曾准许京城和各省驻防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其各得生计。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为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分类
正黄旗 ： 上三旗之一
清末期管辖兵力：92个佐领、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力(满州八旗中人口最多)
总人口：约15万人
.名人：纳兰性德(康熙帝宠臣)、索尼(重臣)、晚清数位皇帝(同治、光绪、溥仪)
镶黄旗 ： 上三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4个佐领、2个半分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孝和睿(嘉庆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名将福康安等
正白旗 ： 上三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6个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郭布罗婉容、荣禄、康亲王赖塔、多尔衮、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厉家菜
正红旗 ：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74个佐领、兵2万3千
总人口：约11万5千人
名人：和珅(乾隆帝的宠臣)
镶红旗 ：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6个佐领、兵2万6千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珍妃(光绪帝的宠妃)
镶白旗 ：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4个佐领、约2万6千兵力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曹雪芹、阿桂、善耆(肃亲王)
正蓝旗 ：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3个佐领、11个半分佐领、兵2万6千
总人口：约13万人
名人：崇绮(1864年状元。戸部尚书。同治帝之皇后阿鲁忒氏之父)
镶蓝旗 ： 下五旗之一
驻屯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
清末期管辖兵力：87个佐领、1个半分佐领、兵2万7千
总人口：约13万5千人
名人：侯宝林(相声家)、慈禧太后(咸丰帝皇贵妃)、肃顺(辛酉政变中遭处死的户部尚书)
八旗排序
八旗的排序：正黄，镶黄，正白，正蓝，镶白，正红，镶红，镶蓝。从上所述，正黄旗并不是努尔哈赤亲统的部队。
正确认识八旗制度
一、迫于生计、慑于武力的服从阶段
八旗制度是在“归附日众，牛录激增”的条件下创立的，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从人丁数十的小部酋长，经过三十余年的南征北战，“招徕各部, 环满洲而居者, 皆为削平, 国势日盛”，成为辖地千余里，统兵数万的女真国汗了，但这距离实现统一女真各部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为了使更多的女真乃至蒙古酋长“率部来归”，努尔哈赤仍采取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招抚和征讨并用，巩固现存的实力，恩养降服归顺的人员，对拒不投降的部落，努尔哈赤则遣军征剿，胁迫其归顺。
无论是对主动归顺的人员，还是被迫降顺的敌兵，努尔哈赤都予以“编户”，将其分别编在各个牛录里，不贬为奴隶，原来是首领的仍授予官职，将其属下编在其所统辖的牛录。对于主动来归的人，努尔哈赤更是从优奖赐。如东海湖尔哈部女真部长纳喀达率属下百余户来归，努尔哈赤特别派遣二百人前往迎接，设大宴，厚赐财物。每当攻取一个部落之后，即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允其本人或子弟统领牛录，带兵打仗，并可因功封授官职。努尔哈赤即使对于长期与自己为敌的部落酋长、将官也抚恤恩养，即使对与建州矛盾最深的叶赫部，努尔哈赤在天命四年 (公元1619年) 八月灭叶赫后，除斩杀了金台石和布扬古两个主要贝勒之外，对其他的贝勒、台吉等均赦免其罪。“叶赫国中，无论善恶，皆全户不动，不使父子兄弟拆散，不使亲戚分离，俱尽数迁移而来。不淫妇女，不夺男子所执弓箭，各家财物皆由原主收取。”
对于八旗制度这一新鲜事物，最初女真人也不能自然接受。由于女真散处于吉林、辽宁、黑龙江各地，习俗各异，制度不一，各自为政，有的部落沿江而居，靠打鱼捞珠为生，对源自于围猎活动而形成的牛录制并不熟悉，不能理解根据牛录制改进而成的八旗制;而有的女真人则居室耕田，“饮食服用，皆如华人”，他们基本不使用牛录这种以村寨为基础拼编在一起的临时性武装组织，对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更不甚了解;即便是依山靠林而居，以狩猎捕貂维持生计的女真人，也习惯于出猎时临时组合而成，兵猎完毕随即解散的组织形式。对众多普通女真人而言，要从过去不受任何组织的约束，过渡到由下至上逐级受到“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和“固山额真”直至旗主贝勒的管辖，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接受的，加之八旗制度还在健全和完善之中，这时的满族民众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处于服从阶段，即主观并没有自觉接受八旗制度的动机，从认识和情感上对八旗制度也没有太大兴趣。女真各部固有的习惯、认识和需要与八旗制度的目标、纪律还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被编入八旗后女真民众担负着比以往更为繁重的差徭，如国家修筑城堡、种植粮谷、制备舟车，都要按旗佥派牛录人丁担任。《满文老档》记载了当时对抽派人丁的规定，“因若取谷于部众，将苦累部众，乃令出一牛录之十丁四牛于公，于闲地耕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委任十六大臣、八巴克什掌管库谷之官登记收支。” 这都是令女真、蒙古民众对入编八旗持消极态度的因素。因此，尽管努尔哈赤大力招抚善待来归之众，还会出现隐匿丁口脱漏不报，甚至离旗外逃的现象，这说明无论是自愿归顺还是战败降顺而被编入八旗的各部落贝勒、台吉、诸申，多少都带有为生存所迫和慑于八旗强大军事攻势的色彩。族源相同的女真各部尚且如此，蒙古较早编入八旗的科尔沁部同样是在被八旗战败之后，才被动接受八旗制度的，他们对八旗制度的态度也含有较多的服从成分。如后来被编入满洲正黄旗的科尔泌左翼明安贝勒曾经参与九部联军攻打建州的战争, 被八旗军队打败,始与建州建立友好往来。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 年)“太祖闻其女颇有丰姿, 遣使欲娶之, 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 送其女来, 太祖以礼亲迎, 大宴成婚”。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 年) 明安兄也将其女送与皇太极成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 明安弟又将其女送与努尔哈赤成婚。从此, 开创了女真与科尔沁部联姻的局面。科尔沁右翼中旗首领鄂巴台吉经历了多次与努尔哈赤的战争, 也逐步认识到八旗军队的强大,为了共同对付察哈尔蒙古林丹汗, 于天命九年(公元1624 年)接受努尔哈赤授予的土谢图汗封号和大量赏赐,并娶努尔哈赤的侄孙女(努尔哈赤弟舒尔哈赤之孙女) 敦哲为妻。这些蒙古王公贝勒虽被编入满洲八旗，他们对八旗的态度仍然是想借助八旗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实力，暂时与强手联合，企图东山再起。
服从态度不仅仅存在于八旗创建初期，就是八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的时期，缘于对八旗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新编入八旗的人员也有这个过程，其中包括皇太极执政时新编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当然，服从阶段并非每个八旗成员都必然经历的阶段，也有些旗人从加入旗籍之始就特别认同八旗制度的，还有先认同后来又否定的现象。
二、共享军事胜利、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认同阶段
随着八旗制度的日趋健全和完善以及努尔哈赤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平哈达，除辉发，亡乌拉，灭叶赫，统一了女真各部，大败明朝官军于萨尔浒，皇太极又在此基础上出征蒙古，平定朝鲜，并与明朝展开了松锦大决战，直至多尔衮辅佐顺治率八旗劲旅入关，定鼎中原，八旗制度充分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满洲共同体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生产和生活中的合作意识得到无比的增强，民族凝聚力获得极大加强。这是八旗民众从感情和思想上主动接受八旗制度的阶段，这个阶段八旗人员对八旗制度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且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给予积极评价，对八旗的军事、行政和生产活动有较高的卷入程度。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认同主要来自于八旗制度为其成员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经济来源，切实的安全保证，便捷的入仕升迁之道以及各项较民人更为优厚的待遇。为使八旗成员的经济生活得到保障，八旗的最高统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在入关之初即拨给八旗兵丁土地30亩，称为“八旗兵丁份地”，规定凡是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惟服兵役，使旗人可以专事披甲出征而不必为生计而忙碌，这很适合满洲民族勇武善战的天性，符合大部分旗人的兴趣。八旗统辖下的成年男子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日进行军事训练，战时披甲出征，已经形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他们不再为遭到其他部落的劫掠和侵扰而担忧，安全感和归属感得到增强。
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组织内部的官职名额，都有专为旗人预留的编制，如八旗的左右两翼都有衙署，设翼缺;八旗各有衙署设旗缺;各旗内参领、佐领也都有各自的衙署，设有相应的官缺，从各所属旗内拣选担任;还有在八旗内通行拣选的官缺，即公缺，上述各种官缺均由旗人担任。在旗人员还享有在各级政府机构中除授官职的编制名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旗人除可以占用八旗编制之外，还可以占用公共的编制。这为旗人提供了充分的建功立业机会，创造了展示才华的条件，凸显出旗人的优越地位。
旗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受到极大的关注，旗人无论贫富都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八旗入关不久即开始建立各种八旗学校, 如在北京设有宗室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等, 在各驻防之地也都设立了八旗官学和八旗义学。八旗学校专收八旗子弟为学生,学习满蒙汉文和骑射。八旗教育不仅使八旗人的文化体育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还从童年就培养了八旗子弟对八旗制度的接纳、认同、欣赏、崇敬态度。旗人享受各种抚恤待遇，对阵亡、病故、殉职、殉节、致仕、孤寡等都有相应的抚恤规定[④]，对遭遇上述不幸的旗人除按例发给恤银之外，还准予其子弟承袭一定等级的官职。旗人家中遇有婚丧大事，也可照例领取赏银。这些举措对维护八旗制度，巩固八旗兵源，增强八旗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也增加了旗人对八旗的认同、亲和态度。
身为旗人的八旗统治者对八旗成员的优厚乃至偏袒待遇还延伸到犯法的旗人身上。违法犯罪的旗人享受减刑的特殊待遇，藉此增强旗人对八旗制度的依附和感激。清代法律规定，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犯法，除死刑外，均准折刑，也就是减刑。如，处以徒刑或充军流放的八旗犯人，免予发遣，徒一年者，只处以枷号20天;徒刑时间更长的按照这个规定逐次递增，五年徒刑可以减刑为枷号60天。只有罪过大到开除旗籍的，才按照律条进行发遣。
清廷对任何民族的旗人都平等相待，使得八旗成员内部基本相互平等，并不会因为来自哪个民族而有所不同，雍正帝曾专门就此发布上谕：“从来治道, 在开诚布公, 遐迩一体, 若因满汉而存分别之见, 是有意猜疑, 互相漠视, 岂为治哉! 天之生人, 满汉一理”[⑤]。八旗内部也不会因为隶属于不同的旗分而有尊卑贵贱的差异，即便是宗室觉罗也要依据所食采地之户而分属各旗。即使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确有不同，也是因为归附时间早晚以及对八旗贡献大小不同而产生的。况且，著有功绩的八旗满蒙汉大臣还享有换旗的资格，即原为下五旗的功臣可奉皇帝的命令抬入上三旗。八旗制度带给旗人平等的地位，八旗制度填平了民族之间的鸿沟，消解了不同民族旗人对自己母体民族的认同，代之以对八旗制度的认同。
满文的创制与通行不仅是满族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是八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八旗成员认同八旗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满文创立以前，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种语言与文字相矛盾的状况严重制约着建州社会军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必将被视为落后和愚昧的群体，在外被其他民族轻视，难以吸取和传播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对内不利于连结满洲部民，传承满族文化传统。满文创制并获得通行之后，提高了八旗人的文化素质，增强了八旗成员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满文满语成为团结东北通古斯各族的强有力纽带，在促进八旗和满洲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旗人对八旗制度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八旗意识形成、整体心理趋同的内化阶段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经过服从、认同阶段后，一般都会发展到内化的阶段。在内化阶段中，旗人基本克服了内心对八旗严密组织形式和严格规章制度的不协调感，并将自己对八旗制度的新认识和自己的原有习俗、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定势。内化后的态度具有持久难变的特点，旗人的内化态度一旦形成，即使外在的影响已经撤销，也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内化的真正价值，也是创制八旗的目的本质所在。
旗人对待八旗制度的肯定和积极态度，最终内化为稳固持久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定势，并表现在各种活动之中，这得益于八旗意识的形成和八旗作为一个独特整体价值观念的统一和观念结构的趋同。
入关以后，无论驻京还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等成员长期共同生活在与“民人”相对隔绝的驻地，服装发式别无二致，加之八旗内部频繁的相互通婚，语言、风俗也发生着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日渐相同，这就使得旗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了独立于民人的体系。在民人看来，八旗内部几乎不存在民族差别，旗人整体上就是一个与自己迥然不同的群体。旗人内部的民族意识也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旗”的整体意识增强。在大多数场合，旗人与非旗人的区别代替了民族的划分，旗人的内群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八旗共同的外部敌对势力形成针对八旗整体的压力，八旗必须化解内部的矛盾并缩小旗人之间的差距，以便增强八旗的凝聚力，八旗内部各民族面对共同的压力，共同的利益与危机意识也有力地刺激了八旗内部的团结，加速了态度由服从和认同向内化的转变。
以八旗为根本的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采取兼容和吸纳的态度，使中原汉文化和蒙古文化这两种主要的异质文化成为当时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八旗成员与中原民族的文化差距日渐缩短，民族之间相互包容和借鉴的成分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旗人的文化素质，使得大部分旗人成为儒家文化造诣很深的专家;由于旗人在教育享有的优势地位，最终导致一些旗人的汉文化水平超过汉族人的平均水平，许多旗人在书画、诗文、算法、医术、地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众多汉族文人都佩服的成就。八旗整体素质的提高，成为旗人引以为自豪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八旗的所有信念和观点与旗人的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形成了稳定的旗人觉悟。
对八旗制度的态度一经内化，八旗意识就以极易辨别的形式呈现出来。从八旗兴起时就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善于学习，锐意创新，团结御辱的精神，经过一代代旗人的弘扬和提炼，渐渐成为一种介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之间的一种意识[⑥]，并进一步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内化以后的态度推动着一系列后继的行为，这些行为又反过来强化了已有的态度。从下面的事例足可以看到这样的互动关系。形成内化态度的旗人将维护和捍卫八旗制度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他们把吃粮当兵当作与八旗兴衰、国家危亡息息相关的头等大事，无论禁军还是驻防的旗籍士兵，从不忘记国家重托，无论哪里有战事需要他们效力，哪怕自家老小节衣缩食，他们也会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己出资购买兵器战马，从容奔赴战场。自八旗创立以来，内外战事从未间断，而历次战争无不是以八旗劲旅为主力，首当其冲，伤亡最多的也是八旗官兵。从收复台湾到抗击沙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八旗将士临危不惧，舍身报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八旗将士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谱写的乐章中，旗人对八旗制度持有的积极态度无疑是其内在的底韵和基调。
